源自民事纠纷解决实践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命题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缘何而来、如何构造、又怎样与诉讼机制同频共振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命题其实也早已经在行政纠纷解决领域铺开，将其引入行政复议制度研究，不仅契合行政复议制度的创设初衷，具有鲜明的历史和理论逻辑，而且有助于对行政复议制度实施整体、辩证观察，厘清其司法化与行政化之关系。
此外，与政府职能部门、乡镇建立行政争议纠纷排查机制，定期组织开展涉争议纠纷常态化排查，及时落实诉前化解措施，努力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组织化解员参与化解行政复议案件，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根据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意旨，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面相主要体现在复议主体、复议过程以及复议决定等事项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政复议制度究竟应在这些方面实现多大程度的司法化？司法化的具体路径和方式是什么？又如何协调处理“行政复议乃行政系统内的纠纷解决制度”这一现实？
根据“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意旨，行政复议制度不仅需要保有自身行政特色和优势，而且这些行政特色和优势还应有机会公平地接受“市场”检验，进行自由竞争。当前，在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行政信访等其他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之间的衔接上，我国法律总体确立了“自由竞争和选择”的模式。各纠纷解决制度可以各施己长，凭借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吸引当事人的兴趣；当事人亦可以结合纠纷特点和偏好，自行选择纠纷解决制度。与此同时，法律也设置了部分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形，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行政纠纷。近些年，这一情形还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要渠道，人民调解是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推动完善信访、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溧阳市司法局充分认识到推进行政复议与人民调解对接联动工作（以下简称复调对接）的重要意义，坚持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积极推行复调对接，着力形成“三合力”，做好人民调解与行政复议有效衔接，打造化解行政争议最优渠道。
行政复议调解必须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运用法情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凸显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和谐统一，才能成为群众解决行政争议的首要选择和最佳选择。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由于行政复议的作用发挥不够，行政纠纷又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得到实质性解决，当事人在法院判决败诉后会选择上诉或者申诉的途径来解决行政纠纷，造成行政案件的上诉率和申诉率都较高（相较于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
近日，平南县人民法院联合平南县司法局在平南县行政纠纷调解中心成功化解一起行政争议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是平南县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功调解的第一起行政纠纷案件。
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包括：①已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③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例如工商管理引发的纠纷、税务纠纷等；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纠纷，都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范围（有关部门或者组织委托或者邀请对民事争议部分调解的除外）。
加强源头预防，严控争议纠纷增量。坚持排查在先、预警靠前、以防为主、防调结合，加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易发高发争议纠纷的收集排查工作，定期对行政调解案件、争议纠纷类型、结案方式等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总结规律特点，提早干预，避免或减少同类纠纷的发生。强化部门间工作衔接，打破信息壁垒，及时发现纠纷线索、隐患，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处置方案，依法将争议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严格规范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执法资格管理，2023年以来，开展执法人员法律培训、案卷评查以评代训等12余次，累计参训人员400余人次。将重点领域执法检查纳入常态化工作，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风险。
行政协议纠纷，系民事纠纷还是行政纠纷，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很多人认为行政协议纠纷属于合同纠纷，比较典型的是“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举一个例子：
现行行政诉讼法虽然规定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制度，但这并不排除法院为有效化解行政争议而采取和解的方式处理行政纠纷。因此，法院应协调各方面因素做好行政纠纷诉前的协调工作，钝化矛盾，努力构建县（市）、乡（镇）、村（居）三级协调网络，做到上下联动、整体推进，力争将行政纠纷化解在基层。行政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应加强与地方政府、信访接待和政府法制等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努力发挥基层组织及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对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当事人矛盾尖锐的案件，法院应加大协调力度，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有效化解行政争议，最大限度地化解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促成“案结事了”。
行至新征程，面对社会生活日趋丰富，行政纠纷日趋复杂，与之相伴行政争议化解难题日益显现，老百姓对解决问题、维护权益的诉求愈发强烈，对行政审判与行政复议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无讼的境界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对社会关系的永恒追求。对于法官而言，无讼并不是阻止百姓打官司，而是让纠纷从源头上得到治理，实现“治未病”的效果。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无法替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有时即使原告形式上获得了胜诉，法院也是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仅难以从根源上化解纠纷，还可能导致程序空转。如何通过穿透式审判，实现行政纠纷的诉源化解，对于行政诉讼尤为重要。
百色中院行政审判庭原庭长罗锡平介绍，百色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探索“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两线共治，合力化解纠纷。
许多外地行政行为相对人主要是被征收人，遇有重大的行政纠纷尤其是行政处罚纠纷，有不少是到北京来请律师，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于当地律师为行政相对人服务存在着一些限制性规定；有的律师出于思想上的负担，而不敢接受行政相对人的委托参加行政纠纷的处理。
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案件有：涉及伤害、性侵、绑架、拐卖、拐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其他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根据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意旨，司法权不宜作诉讼标的，司法机关不宜作被告。既然行政复议机关行使的是一项准司法权，是以中立的第三方角色解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纠纷，那么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制度理应废止，一律改由原行政行为作诉讼程序标的，原行政机关作被告，借此打消行政复议机关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积极性。当然，此种制度设计也会带来两个新的问题，即如果法院关于原行政行为的裁判结果与行政复议决定不一致，那么该怎样对待这个行政复议决定？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作被告，那么该如何确保和督促行政复议机关严格依法、准确履行行政复议职责？
如果行政相对人与行政相关人之间存在着侵权关系、合同关系、竞争关系的，因具体行政行为导致了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时，在满足一并审理的适用条件时可以进行一并审理。
